中国农民工：那6亿双脚无处停留？

　　从以国贸为中心的CBD商圈出发，向北京西北行进不到30分钟的车程，你会看到一大片林立着室外电视天线的简易房掩映在高楼和车流之间。这里是老张的家。

　　“CBD？啥CBD?”老张半张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

　　12年前，意气风发的青年老张，与村里30多个年轻人包了一辆破旧的大客车，浩浩荡荡向北京进发。他还记得每个人脸上的灿烂，“那时候觉得天安门就是北京，到了北京就可以打工挣钱了，有了钱就能逛天安门，就能回家盖瓦房了。”

　　从老张在北京的简易房向北，300公里外，就是老张的老家。而这300公里，老张走了12年。

　　12年后，这些不再年轻的老张们，聚集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一片出租屋里。他们有了老婆、孩子，他们中有人甚至把年迈的双亲也接到了北京。他们分散在周边的工厂、菜市场、饭馆、修鞋摊、工地……他们中也会有人偶尔带着孩子去趟天安门，他们称为“带孩子进城”。

　　“老家的房子早破败了，地也包给人家了。”老张的脸上充满困惑，“家是回不去了，可城里不知能待多久。”

　　老张说这些话的时候，已是2005年，此时距离1984年中国政府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已经过去了20年。20年间，1.2亿个类似于老张的农民告别乡村涌入城镇，由此掀起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非农化转移浪潮。20年间，这个被称为“农民工”的社会群体，如同他们“亦工亦农，非城非乡”的名字，一只脚迈入了城镇，而另一只脚还滞留在农村，在由农业社会驶往工业社会的中国城镇化道路上，无处停留。

　　谁解农民工文化生活之忧：农民工文化生活匮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原因。农民工打工收入有限，很难舍得用于文化消费；二是社会原因。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农民的文化需求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河南日报 李林山）

　　两个论调的神话

　　“都进城打工了，谁来种地？”河北大艾村村支书任成支棱起脑袋，转而又耷拉下去，“不过，都不进城打工，哪来的现钱看病、上学？”

　　现年40岁的任成内心充满矛盾。12年前，他是村里最穷的户，被迫去北京南口下窑烧砖，一个月180元钱；12年后，任成成为村里最富的户：有6头牛，27只羊，被乡干部树为留村创业的典范。而他的发家史是这样的：用当年打工攒的350元钱买了第一头牛，生公牛就卖，生母牛就留着，“所有的牛都是那头老牛的后代”。任成40岁的脸上挂着50岁的笑容，两鬓隐现着丝丝白发，大口吸着劣质的卷烟说：“咋说哩？你是个农民还有啥说的？没有发家的资本，越穷越贷不到款，只能用鸡生蛋蛋生鸡的笨办法。”

　　进城？还是回乡？20年了，对于农民工的出路问题的争议从未停息过。农民的正业在农村，离开土地的农民就是不务正业，20年来，进城的农民一直背负着“背叛者”的压力……

　　学界一直认为，农民之所以外出打工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推力与城市廉价劳动力需求的拉力，形成推拉合力使然。然而，根据笔者多年的农村调查发现，除了南方及山区的外出打工者存在地少人多的压力外，绝大多数农村平原地区非但不存在无地可种问题，反而出现大量有地不种的现象。大艾村共有121户，其中外出打工的有83户，而全村4900亩耕地中，有1600亩耕地因无人耕种而撂荒。

　　“不是农民没地可种了，归根到底，是种地越来越不值钱了。”一个事实终于被社会承认。而伴随着第二代青年打工者的出现，外出打工又有了更深远的发展意义。

　　19岁的张红跟在母亲后面锄着地里的杂草。她对母亲有意见，“她整天打麻将，不管我学习，要是我能升高中考大学，我就不用留在农村了。”初中毕业后，张红外出打工两年，但年前家里给她订亲后就不同意她出去了。“我倒想在家干点儿事，可在村里你想看书都找不到本书，作为年轻人，还谈什么发展，锄完地我就进城。”张红说。

　　一项2004年对京、粤、青（岛）三地农民工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大多数的农民工对目前从事的工作表示不满意，但只有7.4%的农民工愿意回家。而来自中国小城镇发展中心与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自1997年开始的为期4年的“中国农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调查表明，外地就业困难、生育和抚养、结婚、年龄大和伤病是回流的主要原因，真正回乡投资创业的仅占2.5%，而只要机会成熟，一半以上的返乡者将选择继续外出。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则显示，2002年我国农民进城务工1亿人，总收入为5278亿元，其中寄带回家的约3274亿元；农民外出务工年人均增收43.5元，占当年农民增收总量的42%，外出务工已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中国只需要2亿左右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过去把农民全部捆在土地上，搞了几十年，中国农业还是没有过关，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也没有明显改善。而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走出耕地的圈子，粮食产量反而突破了5亿吨大关。70%的农民为30%的市民生产农产品的格局不打破，中国的农民就无法走上富裕之路。”原农业部副部长刘坚说。

　　“老张们”在两个论调的争论中，毫不动摇地向城镇进发的步伐使中国劳动力市场始终充满“无限供给”的生机。然而，2004年初，一个词取代当年熙熙攘攘的“民工潮”出现在中国各大媒体上——“民工荒”。

　　“缺工，缺工，缺工……”珠三角告急，闽东南告急，浙东南告急……中国东南沿海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纷纷告急，仅珠江三角洲地区一地，民工缺口的保守估计就达200万人。

　　“民工荒”带来的无言警示表明：中国农民工正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成为改变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动力。

　　城乡之间的博弈

　　南中国，是创造了中国改革奇迹的地方，也是中国农民工最密集的地方。

　　他们从四面八方、角角落落汇集到这里，汇集在一座座机器轰鸣的工厂、一间间鸽子窝式的集体宿舍，在车间——宿舍的两点一线间，在“压链、啤机、插件、喷油、开料、车衣……”等等无数陌生而又熟悉的工位上，重复着他们生命中一个个贵重如金而又单薄似水的24小时，任自己的花样年华在一条条流水线上随风逝去……他们已然成为工业化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与其他生产资料唯一的区别在于，机器是铁制的，而他们是肉做的。

　　据调查，外出打工者处在16～25岁的占到总体人数约70%以上，初中文化程度者占到了85%左右。这一群体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的青春年华，而外出打工后，他们失去了亲人的呵护，中断了必需的教育，身处异乡，他们不但渴求亲情、爱情、友情，更需要的是师长对他们人生道路的引导。可现实是，枯燥的工厂生活中，除了只关心利益的厂方人员，他们身边所能接触到的就是和他们一样需要帮助的打工兄弟姐妹。

　　如果说打工生活给农民工们带来的情感和心灵上的伤害是潜在的、久远的，那么，打工生活给他们带来的身体上的、生理上的伤害却是直接的、令人触目惊心的。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具吸引力的是廉价的劳动力，而构成廉价的要素却包含低廉并经常被克扣拖欠的工资，超长而没有合理回报的加班，恶劣的居住饮食条件，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工作环境……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为了索要农民工的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也就是说，因为雇佣农民工，雇主每人每月可以节省796元。全国因雇佣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这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的节省。

　　多年来，我们看到了城镇社会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从乡村社会抽取生产资料，从而完成了保证中国工业化加速的原始积累，却很少有人正视来自城镇化的更隐性的事实：当年富力强的农村青壮年带着不同的光荣与梦想，走进城镇的时候，他们被作为可以“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置于“优胜劣汰”的市场资源配置体系中。现行的农民工制度保证了城镇接受着“优质资源”，却把付出血汗不再有“劳动价值”的伤残病弱者剔出城镇。同时也把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社会负担抛给了乡村。

　　在中国，在1.2亿的流动人口中，遭受伤害的人可能只是沧海一粟，同样，在生存压力和强大的经济资本体制里面，他们也仍只能称为沧海一粟！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最终汇成“中国之痛”。

　　变革时代的挑战

　　当改革开放使长期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藩篱出现一丝裂缝的时候，被积压已久的农民像决口的洪水一样汹涌澎湃，冲向各大城镇。

　　而城镇显然没有作好准备。由民工潮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似乎成为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世纪难题。

　　然而在许多城镇居民眼中，农民工恰恰是维持当地居民生活“稳定”的重要因素。京南城乡结合部某村在招租该村闲置的小学校舍时，一个打工子弟学校与一家企业同时竞租，后者出资更有诱惑力，但村委会还是将学校租给了办学者。道理很简单，“有了打工学校，就会吸引外地人到我们村来，而外地人稳定了，村民就有房租了。”果然，一年后，该村外地人数由30来户增加到300多户，村里的闲房被租赁一空，此举被当地人称为“双赢”。

　　“农村人口进城需要解决吃、穿、住、用、行、教育、娱乐、医疗等问题。今后几十年数亿农民进城，将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说。

　　更大的“双赢”已经被社会所接受：农民工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压力，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差距，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人口流动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均出现的必然现象。农民工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面上是人口流动造成的，实际上，它是我们的现有社会体制滞后于全新的经济体制的结果。

　　问题是，中国应该怎么办？

　　据农业部分析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农民还将以每年850万的速度向城市转移……

　　而被人们忽视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次“民工潮”中的青年务工者逐渐成家生子，与此同时，“夫妻同行式”这种家庭式迁移呈上升趋势。在他们身上，城乡差异而造成的制度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就业、劳动保障层面，而是涉及到公共卫生、劳动权益、社区关系、居住权、子女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治理挑战。

　　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方针十分明确，新一届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庞大的农民工政策改革历程，从《工伤保险条例》《劳动监察条例》的出台，到减免借读费鼓励公立学校接受流动儿童，无不表明中国政府的勇气与决心。

　　政策与执行的反差之间，反映出的问题已不仅仅是政策改革，而是在变革的过程中，采用何种具体的服务创新手段，促使变革真正满足基层人群的需求……

　　技术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观念的转变却是基本的前提。毫无疑问，只有城镇将农民工视为“自己的人”，农民工才会真正视城市为“俺们的城”。

　　促进城乡化健康发展，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又仅仅是农民工进城问题。须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定地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中国需要渐进的变革，更需要适应现实的变革技术；中国需要具有先锋精神的批判家，更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实践家——这是21世纪中国人必须直面的责任挑战。